观众：我想问一下孙振华老师，您这次有作品参展，我们同事说有点看不懂。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表达您的作品。第二个问题，前一段时间说过一个事件，就是说中国的建筑师在半个世纪之内，就是中国未来50年仍然无法赶上世界潮流。在双年展开展之前崔恺说过中国建筑师水平算是不错了，不知道你对这个说法有什么回应？

 

崔恺：我的作品能够参加这次展览完全是张老师举荐，也可能这些作品中有些设计的方法跟展览主题相关。一般来讲建筑师工作是在城市规划限定之下做一些具体的建造工作，相对城市来讲是比较微观的。实际上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建筑之后，建筑的意义除了满足直接客户之外，对城市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20年深圳这个城市出现了好的方法、不好的方法。今天谈到城中村实际上不是建筑师建造的一个城市的群体，现在越来越多建筑师在思考城市问题，所以我这个作品是有关城市的话题，我故意把建成的东西在后面，更多的城市的东西摆在前面，比如旧房子拆下来的老砖。一般建筑展都是来表示建筑师自己的美学观念、文化观念，今天在这个展览上特别有意思，就是关心城市。如果大家谈到城市来讲，我觉得建筑师的思考可能还是比较局限于专业性方面，包括刚才讨论的城中村，有些解决方式也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居多。在这个当中大家更觉得有意思的是关于艺术家的工作或者一些社会学者的工作、一些理论家的工作对城市的解剖有很多的戏剧性。像这次大家选孟京辉开幕式的表演，他实际上用艺术的语言把城市问题提出来，确实很有冲击力，同时我又觉得很有思想性。当然还有包括一些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有关对城市观察的展品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我也敬佩台湾几个建筑师参与形式，有一个黄生远他的工作室名字叫做田中央工作室，底下还有鸡窝等等，这使他的工作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实际上城中村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有政府担心的一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面，这种有机的自然的生长状态，我们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一直找不到这种感觉，相反城市自然生长方式特别有魅力。黄生远的工作室带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美国学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显然这个很有地方性。

    第二个问题，我确实也很难回答。我不知道我说的一句话，中国建筑师水平到了不错的地步，我好像没有说过这个话。第二，我觉得要50年这个说法有点悲观。我在有些场合说过20年，这是从教育观念改变后产生新的建筑师，当然整个社会系统改变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这些都是从整体层面来说，任何时候中国人的智慧绝对不比外国人差。从个体来讲，比方说张老师在MIT当系主任，当然这是一份工作，可是这份工作之所以能给张老师还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现代中国建筑师的工作都很有意思，假如放在欧洲建筑师层面来看，实际上欧洲大部分建筑师因为种种原因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干的那么火。所以你到欧洲城市找那些特别火的东西还挺费劲。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也觉得从一成人做的东西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话，也还是说得过去。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这是一种现象，可以持续观察的。最后那个展厅我也是今天才看到，我听张老师说现在一些建筑师、评论家似乎在寻找一个当代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脉络。这也确实值得思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孙振华：比方说这次电影奥斯卡，原来陈凯歌的《无极》好像志在必得，李安的《断臂山》至少还评到了奖。他们觉得中国的片子差，有人说至少是技术上差。你说无极跟好莱坞的片子相比，技术方面首先还是差。我觉得奥斯卡评委还是有眼光的，他还是蛮注重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等等。

    说到中国的建筑，与国际上相差50年的话，这要看差在什么方面。我觉得两个东西至少可以分开，一个是从建筑的技术上来讲，我觉得不会差到哪里去，手段、知识的了解都不会差到哪里。另外所谓的潮流、领先的观念，他在中国受教育的程度，这个东西就比较难说了。这个不是简单的建筑跟建筑比的问题，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向的比拼。我们为我们深圳人把房子盖好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把深圳老百姓伺候舒舒服服了，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要有那种心态，要跟人比的话，这还比较麻烦。八

 

主持人（张永和）：刚才孙院长提到电影，我也有点体会。有两部参加奥斯卡的片子，一部是《断臂山》，另一部是《无极》，《无极》我看了，《断臂山》我也看了，我还看了《慕尼黑》，看完了另外两部我首先是非常感动，我一句话可以总结出来看到什么。李安的电影营造了爱的伟大。慕尼黑是斯皮克伯格作为一个犹太人超越了自己的民族来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最后无非是反战、和平。可是《无极》看了半天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估计陈凯歌也没有想说什么。《慕尼黑》还算好看，像《断臂山》这么难看的片子也敢拍啊，最后反而获奖。现在好像都是怎么热闹怎么做的思维。

 

观众：您好，张老师，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双年展回顾与评点，双年展开办已经有三个月了，但是参展观众还不到3万，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数据？您觉得这次双年展办得成功吗？

 

主持人（张永和）：这个成功不成功不是由我自己说的，是要听观众说的。双年展到底多少人算多，不能简单说越多越好，而且不能用好莱坞的标准。而且跟别的双年展比，你如果是记者的话，你去调查一下广州双年展多少人，去年北京双年展是多少人，然后给我写一个电子邮件，我很好奇。

 

鲁虹：今天孙振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今天双年展闭幕，一起来玩一下。我也不懂建筑，我主要搞美术工作。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这个展览，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一方面看这个展览，一方面见见我们大名鼎鼎的张老师。结果孙振华说要开论坛，要评点，我真的是对建筑不懂，但是我很受启发。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论坛，当时设计了一个主题是当代艺术学设计和转向，我们主要是想针对当代艺术，不提具体社会问题。我觉得中国建筑师涉及了很多问题，比如城中村问题、建筑奢华的问题等等，我这方面很受启示。我年底要做一个展览，是关于都市化反思，我今天看了这个展览后蛮受启发。

    刚才这个小姐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中国建筑师50年赶不上外国，这绝对不是建筑师的问题。我们到延安了一趟，结果去到没有看到那个宝塔，这本身是一个城市资源，怎么不留下来呢？如果把宝塔山留下来这对建筑会很有好处。这里实际上有长官意识、房地产商之间的博弈，建筑师在这种格局下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双年展肯定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建筑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的悲哀。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他说纽约建城几百年，城市格局一直没有变化，我们城市是换一个领导就要变一次。所以我非常理解建筑师。

    我这次刚刚从贺尔西金回来，那里的房子真的很漂亮。我觉得中国真的不可能超过，就算我们设计一个再好的房子，我们只是看到房子的局部。但是到了贺尔西金从局部到整体都是非常漂亮。看完整个展览，我深受启发，我还要好好的学习。

 

观众：我是策展小组的，刚才孙院长说到比什么，这个问题使得我不得不把我一个观点在现场说一下。如果在场有建筑师的话，希望能引起你们的一些共鸣。这个建筑师在北京，他看完两个展览后，有一个词让他觉得特别深刻，他说他感到很汗颜，就是看台湾的两个作品。我们做建筑师的到底跟别人比的是什么，黄深远能在台湾一个小镇、比较边远的地区脚踏实地的从特别小的东西做起，完全跟当地人融入一起，不被外界的喧闹所影响。实际上每个个体能做的东西还是有的，不是面对开发商、面对权力真的就变得特别无奈。这种无奈说多了就变成了一种借口了。那个建筑师说看完这两个建筑师的作品就问自己能不能做到这样，默默无闻的在宜兰小镇跟当地村民在一起，这个作品看完后他触动特别大的。不知道在场的嘉宾有没有看这个作品，你们有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