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永和）：刚才讨论了很多问题，我想加一个问题。94或者96年在一个城中村住了一下，完全是没有阳光。你完全可以把邻居家的东西从窗户口拿过来。他这种生活状态是很差的。我是1月份来深圳，当时跟同事去看了岗厦村，看岗厦村之前看了市民中心，市民中心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1月份深圳气温是非常好的。夏天的话，人马上就会烧熟了。那么大一块地没有一个人，按照北京的情况，天安广场的温度跟市里其他地方相差3、4度。那里没有犯罪，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个模式不能跟城中村的比一比，同时城中村到处都是人，很脏、很乱，但是充满了生活。所以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可能是新旧深圳这两种城市是不是有一种比较。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模式会产生。

湛杰：我们一起来思考人为什么到城市，实际上就是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20多年来，深圳有这么多人过来，其实留下了很多东西，城中村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的观点是不能完全否定掉这种历史，哪怕我们觉得这是毒瘤，觉得这种东西不好，对我们生活不好。但是这是历史。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就需要时间来证明。欧洲很大城市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同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做法要比我们慢很多。这个过程就需要时间来解决。
    我们以田贝这个地方作为改建的设计，在垂直方向，以10×10米的结构框架下，我们不希望做太多的改变。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代表了一种历史，积累了很多沉淀。这些东西是历史和文化当中很多珍贵的东西。我们设计了一个10×10米的结构框架，在每个单元里做一户，每一户三层，面积相当于现在每户的480平米，我们把城中村以垂直方向展开，每个住户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营造生活空间，地面尽量保持线状的空间关系。对原有城中村的老房子，我们的设想是作为公共建筑，我们所有的居住全部搬到高楼，原有的房子作为商业、写字楼或者公共建筑，他在实践这些功能转化的同时，实际上城市功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可能也不是马上都搬到高楼上去住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混沌状态，有的人还是会在原来的地方居住，但是边上完全就变成了工作室或者写字楼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谢谢！

主持人（张永和）：下面请台下的观众提问或者发言。台下哪位还住在城中村里的？没有。这么说，学建筑的都能把城中村躲过去。那就有点意思了。我们现在好像是两个情况，在这个城里的人说那个城里的事。湛杰，你什么时候搬出来的？

湛杰：03年。

主持人（张永和）：你说说为什么搬出来？

湛杰：当时确实是因为这里的治安不好，真的不好。比如深夜需要加班，还是蛮辛苦的。深夜回去很多时候就担心路上会不会遇到打劫。

主持人（张永和）：有没有被打劫过？

湛杰：没有，只是一种担心。在这里确实没有安全感。我记得有一年，我知道在路边上的人拿着手机到处骗钱。他们好像还是有点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感觉，但是我还是感觉有点危险。

刘晓都：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事跟老公吵架，她跑到中心公园坐着，过来三个人把她打劫了。中心公园是最好的地方，一样还会出这个问题。

湛杰：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即使在豪宅保安森严的地方也会出这个问题。

主持人（张永和）：深大的刘老师说一说，你在深圳多久了？

刘尔明：我在深圳20年了，我谈一点我的体会吧。我们刚才都讲城中村社会治安很差，实际上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次做双年展的过程中，我带着几个北大老师参观了几个非常典型的城中村。我们到皇岗村、岗厦村，我觉得这个比外面好。一看来了一些外国人，马上站岗的就上来问做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做研究的，来参观一下。他马上非常热情的带着我们到处参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密度的问题。城中村里容纳的人口可能是正常的20、30倍。因为人多了，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再一个，如果说到打劫，在我们城市中心也会遇到。在城中村晚上生活是非常精彩的，反过来我们很多新建的社区，比如在深圳湾或者科技园片区，我晚上在那里走，街道上没有任何东西，全都是单一的商住楼。回过来想深圳城中村的起源、发展和到今天的状况，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形态上的问题，更多的形态的出现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深圳城中村都是规划出来的，每个农民家里留着规划好的宅基地，比如8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两层左右，慢慢4层、5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在城市管理中会有一些问题，你怎么会让他连最基本的建筑标准没有达到，我们就要检讨是不是标准存在问题。他跟政府大量建造的普通住宅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参观的几套是非常典型的。其中渔农村拆掉后，密密麻麻又盖起来了，生活的内容都没有了，大量都是外来租住的，从城市角度来看，跟我们普通商住区没有多大区别。当时麻省理工大学看到后觉得非常惊讶，问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