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不久在台中演讲，胡志强市长主持的，因为我不喜欢走台中这条路边上乱七八糟的建筑，我就讲到这个问题，后来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些学生问，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我们这是一个讲究自由的地方，审美自由嘛，文化多元嘛，那谁能够去强令该怎么样呢？我当着胡志强市长的面就讲了一个大问题，只要是公共建筑，就有一个基本的审美标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在公共社区里面，你不能乱唱乱跳的，你可以在一个隔音设备的地方可以随便乱唱乱跳，但是你在公共场合下，没有隔音效果的地方你是骚扰了别人的自由，那么一个低劣的建筑在一个公共场合也会骚扰别人的审美自由，把整体往下拉，所以我多次讲过，深圳的建筑学家也讲过，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他的观点很好：你不喜欢一个画家，你可以不进他的画室，你不喜欢一个音乐家，你可以不买他的音乐会的票子，但是你无法躲开那些恶劣建筑，因为它作为一个公众形象天天摆在你的眼前，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强制审美，你总要抬头起来看它，有一天你适应了它，你审美权已经被剥夺了，你的孩子如果适应了它，那么对不起，这个低劣的建筑就是你孩子的审美课堂，他上了一堂多么恶劣的课，他毕业了，毕业的标志是适应了。  
    所以只要是公众的建筑，我们的人居环境，我们的任何人居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的审美课堂，或者说是公众的文化现场，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问题上你对其他文明人的骚扰和剥夺，对中国的文化前途和美学前途的骚扰和剥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不是大大咧咧讲这个话，过于提高，我到北京去住在一个旅馆，我有的时候跟很多朋友讲，我跟我的妻子讲，他问我讲今天在哪儿？我说我住在北京一个最丑的楼里面，她马上就知道在哪里了。但是这个丑的楼现在看到是炸不掉了，它那么大，地位那么重要。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失败行为吗？不，这个失败不仅让北京“享受”，而且让国际所有的人士对北京、对中国的审美程度和文化品格都打了某种问号。所以深圳如果再出现几栋不好的建筑，某种意义上，对深圳全体市民的文化品格和审美品格的侮辱，这没办法了，它代表了你，而且证明你适应了它，而且你在这里买房子，证明你又选择了它，这是多么冤枉的事情，在人家看来你是选择了它，你怎么会买这座城市的房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一个严重的现代文明的关口。  
    我们对欧洲，对美国的有一些舒服感，就来自于这个关口把得比较好。上海本来也是，后来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我知道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委员会，但上海这一点比较好，这个委员会比较强大，它讲话算数，就是要审查、要评很多建筑，不断的评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个委员会还请了艺术家，其中一个就是我，还有陈逸飞，我们三个不太有发言权，其实这个委员会就是从市民的角度审一些丑陋的建筑。这和我讲的城中村是不一样的，城中村是由于贫困和混乱造成的，这是往往由金钱堆出来的丑陋，相比较而言，整体上深圳看不出的，因为有的城市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非常混乱。  
    我这次到重庆去，我很感动，重庆成了直辖市以后，建筑很漂亮，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美学群体、艺术家群体、文人群体、政府官员、建筑学家组合在一起了，杭州也是如此，有几个非常值得歌颂的城市，这几个一定组合得很好，我们不能放任丑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前面讲到了有的丑陋放任一下也可以，但是对于永恒性的公众建筑，不太容易炸掉的公众建筑绝不能放任，因为你对它的放任是对全体公民的一种残酷，你说它们没意见，更突出了问题，因为他们适应了丑陋，谁让他们适应了丑陋？是因为这些丑陋让他们适应了丑陋，后果已经产生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啊、美学家要出来发言。我为什么觉得书面上的文字虽然重要，都不如这些生态上的文字重要呢？我多么希望我们有足够的传媒，经常在涉及我们的生态实际问题上进行文化评论，让一些丑陋的建筑在舆论的压力下抬不起头来，而不是我们的传媒，我们的传媒不用怀疑的眼光看一座楼，而总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看一个歌星最近有没有桃色新闻，你应该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看一栋楼，它是不是丑陋的，丑陋到不应该出现在这座城市，应该评论。我们在座有很多很好的建筑学家，我想这个丑陋已经不完全是形体了，还包括色彩，这个问题在中国明清以后，特别是是清朝以后问题更大，叫色彩泛滥。  
    我尽管现在还没有去看过城市山林这个楼盘，但是我知道它的色彩一定是好的，因为它把“山林”这两个字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我们低俗的文化，低俗的建筑文化和人居文化有一种大大咧咧的骄傲，以为我们人类可以在色彩和形体上傲首自然，和花草争夺颜色是多么愚笨的事情，但是我们总是做这样的事情。我的家乡由余姚现在划到慈溪，慈溪政府老叫我去演讲，因为余姚比较老了，慈溪是一座比较新的城市，大概一年前，我的讲当中我说你们那么多年关注我，我真的是很感动，但是有一点，你是不是听我一句话，你们这个城市在兴建过程中不要有那么多的色彩，不要用蓝玻璃作为我们的主要玻璃，不要用那么多马赛克、琉璃瓦，当然千万不要用标语，而且更不要有南方那样的银光的标语，我非常感谢的是他们全做到了，不信大家去看看，我的家乡慈溪，一座干净的、素色为主的城市，所有人去就有到了国际城市的感觉，国际其实很简单，颜色素淡，自然，没有标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连朴素的农房都是美丽的，最怕的就是色彩泛滥。  
    大家看我的《行者如家》这本书里面写的我曾经在萨拉河畔跟一个法学家有个辩论，凤凰卫视当时转播了我的谈话，我心理非常难过，这个法国很著名的建筑学家和我的一次对象，他的意思是中国的一切都很好，中国的发展也很快，我最受不了的是你们为什么都接受了在建筑学上最低劣的形态，这句话我听了以后很难过，他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色彩泛滥是低劣社区的一个标志，你们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我说你讲什么，他说我指的是你们唐人街，唐人街里面的所有的建筑都是金的、银的，每个房子面前都是大红灯笼，都是大红柱子，都是色彩斑斓的，每个懂得美和建筑的人都知道它是低劣的标志。  
    我到北京和上海去都差不多，都是色彩泛滥。他说在全世界的城市里，色彩泛滥的社区都是低级社区，高级社区都是以素色作为基调，素色不是一个颜色，而是收敛的颜色，红不是大红，应该是酒红，我们现在都知道。后来我就给这位法国建筑学家讲过一段话，这段话现在被引用得很多，我说中国人其实最懂得素色之美，中国人最懂得单纯之美，中国人最懂得朴素之美，理由是2500年前，全世界智慧成熟的时代，只有一个人讲了一句关于色彩的文化，叫做五色令人目盲，这个人是中国人，他叫老子，他说的色彩多了把人的眼睛都搞坏了，真的不是指眼睛搞坏了，是指人失去的审美感受。  

    我说第二个，你有没有知道一个民族，他的主要的绘画，上千年来是用单色完成的，而这个民族也是中国，中华民族用单色的水墨画横贯千年，完成了它的绝大部分美学创作，由色彩陪衬主要是黑白。第三个证据，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用这样的唐人街的色彩来判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唐代。唐代的色彩是什么样？你可以看一看当时日本的钱塘时带来的模式那就是京都那样的仿唐模式，颜色朴素到了极点，还有根据后来建筑史家的研究，在台湾建一座大学全是仿唐建筑，灰色，组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庭院，最高的华丽在于朴素。我现在也很满意西安宝鸡市的法兰西的建筑，他们要明白这一点，伟大的唐代在建筑学上朴素、单纯、流畅，这是它的特点。颜色泛滥，宋代有一点点开始，最主要的是清代，颜色泛滥了，那可能和游牧民族，因为一直在荒天野地里面，所以他们在账篷里面要搞点色彩温暖的有点关系，他们进入现代以后，色彩泛滥就成为他们主要的风格了。
    素色是不是违背了多元原则，就像我们一个好的社区里面，再多元也反映噪音一样，色彩是视觉利于的“噪音”，我们总是要反对的。在你们自己私家的装璜里面很多颜色都可以，但是在公共建筑里面是不可以的，和住宅相关当然是形态了。我还是要批评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好多农居的顶上都是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是没有光亮的，在一个村庄，而且是在路边的村庄上边，密密层层，就是这种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埃菲尔铁塔的风格，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农村，这个风气似乎至今还在蔓延，因为我不断的讲，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过好多次，但是都没用，浩浩荡荡还在运输，我昨天看到路上的卡车还在装铁塔的横架子，还是新的，可能这个势头好像很难阻止得了。对这个我是讲了一句话，杭州那么美丽，杭州现在建设那么好，我们通向美景的道路却如此丑陋，这有点问题。我也找过他们领导讲过话，他们说没办法。中国和欧洲的毛病就是所有的民居建筑，中国是以工匠为主体，人家是进入到专业的设计队为主体，大家都相互传染，我曾经想过一个方法，既然是传染方法。我想通过几个会算命的大师，说这样东西是破风水的，而且广泛传播，他们可能不造了，只有按照这样方式才能说服他们，我从美学的角度怎么说他们都不听，那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我的家乡太丑陋了，每次有外国人经过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一听要讲话题让他们的头不向外面看。我感觉我们在放任丑陋。
    最后一点，我对人居的建议，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跟文化人一起来构想一个理想的人文生态，这一点还不够，我们现在好多楼盘，或者拆迁的楼盘基本上都没有解决我们人居生态的第一步、第二步，进一步往前走，就要设想一下理想的人文生态是什么，这我们可以组织一些，用更长时间来讨论，这里面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我们在进行城市建设的时候，一些很小规模的城市，他们的市长给我看的往往是有大广场，这已经受到的国际建筑学界的批评，就是这违反以人为本的原则，因为人们利用这个广场的机会很少，要利用也不是以我和我的家庭的实际需要来的，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某一种展示而已，广场太多了，违背了人的原则，排场性的建筑太多，所有楼盘馆所太多。我们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到一些优秀的楼盘里居住以后，我们设想优秀的人居会生活在家里出来一个会所，我们想这个会所是我们想象中的人文生活的一种理想状态，我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有了设想，在这个楼盘里面要有非常多的交往，他们有好多活动有好多晚会，我也去看过，我觉得好像这个生活也不太对，因为居住你房子的人是一个购买行为，你无法选择的，人们也无法选择邻居，我不知道社会等级、文化等级、艺术等级，他们是共同居住着是对的，在一起联欢的理由不存在，这个基础不存在，所以有可能变成一种骚扰，我们楼下的广场的联欢会开始了，你说烦不烦。我们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什么，这一点我希望文化人能走在前面一起来讨论，讨论一下会所文化，讨论一下新的社区文化，怎么来建房，讨论一下社区的环境。我们从自由的角度来想一想，他们该怎么生活。
    我在北京买房看了很多，我对北京房地产的发言权最充分，理由是我到这儿、那儿看，而且好几次都发生这种判断：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楼盘小姐说这位先生，我这个楼盘张艺谋先生和余秋雨先生都来看过，我说我就是余秋雨先生，就是因为到处看房以后，就产生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好多人告诉我这里出现过什么文化人，他们不知道文人宜散不宜聚，如果我的楼盘里都住了很多作家在那儿怎么办，说住了很多教授也感到很奇怪，这就是要讨论学术课题了。
    好多人是同行，我们是可以在文章上相见或者在讨论会上相见，作为邻居会有一点点尴尬，这是很微妙的，也不仅是我的观点，有的时候有很多重要人物住在我的楼盘，北京有两个楼盘我不去选择的原因就是我的住家我是想来放松的，在住家的地方出现那么多重要人物我觉得很不放松，我没有浅薄到这个程度，外交部副部长住到我这个楼盘里我会兴奋莫名，我不会，在这个情况下我往往会选择离开。所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理想的人文生态是什么样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要想想唐代，但是唐代人数太少，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数还很少，那么我想还是要想想欧洲，想想比我们发展比较早的国家。
    我设想当中比较满意的生态我可以简单的说几句，比如像西班牙和意大利，包括希腊，希腊是贫困了一点，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特别是南部的一些地方，特别是我们在西班牙能看到一些小巷子，我很迷恋这些小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小巷子改成大巷子，把弯巷子改成直巷子，小巷子里阳台和阳台可以对接，古代的那个路灯只不过是油灯了，院子里有好多小桌子，一些白胡子的男人坐在那儿喝酒，白胡子不一定是年老，外国人的胡子是浅色。桌子上很朴素，不是像我们大吃大喝，但是一定有一瓶橄榄油，有一瓶红醋，颜色很鲜艳，他们在喝红酒，他把一天当做两天，从下午到坐早晨按，在那里慢慢悠悠的喝酒，他们不关心国家的选举，但是关心这个城市昨天的足球比赛，关心传染病，关心昨天的车祸，但不太关心哪个领导选上了，会知道一点历史，但一定不迷醉，为自己住在很有历史氛围的小巷子里面感觉骄傲，但是外国的漂亮的女孩子走过，他还会眨眨眼睛，这就是小巷子。
    好像是胸无大志，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素养，他们非常的安定，使他们的国家非常安定。北欧太冷了，所以北欧的房子以室内生活为主，他们有的时候玻璃窗造得很大，让它们室内的生活可以看到完整的长天，也可以让外面看到房子里面暖融融的气氛。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设计，就是我们今后的人居生态应该怎么样。我总觉得做文化人现在要发生转型，就是和这种生态设计有关，不是说文联里面的人就叫文人.
    我前不久给中山大学的学生题词，我说文化不是一种职业，文化是一种素质，任何人都可能是文化人，他是商人也是文化人，他是官员也可能是文化人，你说什么都不是，我的职业就是文化人，这样的人应该是少的，那么这样的文化人就有一种生态设计，我们现在都要研究讨论，其实就在眼前了，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发展不可能齐步同进，一定有少数的群落走在前面，按照当年小平同志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我前面讲的美第奇家族就是他们在佛罗伦萨有少数人作出示范让整个城市来接受，然后由佛罗伦萨作出示范让整个欧洲来接受，深圳特区在过去也做过很好的示范。我们在生态生活上也要作出这样的示范，所以这个社区就在眼前了，就需要有少部分人在做生态示范。
    当年深圳做特区的时候，我们还是贫困荒芜的土地，应该想到深圳是我们的明天，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我们作为生态示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过于记恨，而应该想这就是我们的明天，需要一些有文化生态里面的文化人作出这种生态示范，我觉得这样比较有价值，怎么落实，不能说我是一个对古代文物特别感兴趣的人，到拍卖行里去，我自己住一个狗窝一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这个生态不是很好，有的人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家庭，就觉得这个生态生活也不是很完整，我们要选择一种完整的生态，充满了文化享受，又不强迫，我们整体不强迫，社区里也不要强迫大家好像过一种特殊的会所文明，或者过一种社区的集体文明，这有点强迫了。
    对这种东西我们来做个设计，然后有一些设计的过程和示范过程是合宜的，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在上海，在深圳，在北京，在一些优秀的城市，甚至包括广州，如果能够开始做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整个文化生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相信要比我们在书面文化上不断的提出新观念，每个月提出好多个新论点有效得多，因为那些论点，那些观念不具备全民的渗透性，所以这些观念，这些论点对改变整个中国的生态文化结构帮助不大，当整体的文化结构没有变化的话，你哪怕提出了再高的真理也是没有效果的，文化人现在遇到的是这个问题，没有想到生态文化是有巨大的感染力的，你只有借着生态文化的翅膀，你的很多文化观念才能真正的落实，就像我前面讲到的美第奇家族借着米开朗的建筑，借着达芬奇的绘画，整个艺术就提高了。
    就像法国当时有很长时间首先有一批文人建立一种沙龙生态，这个沙龙生态就是有一些美丽而智慧的女主人主持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面，法兰西最高智慧的人都来到了，马车在那儿停下来，在那里面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大家对这个生态很羡慕，于是对他们讲的话也很羡慕，于是他们的话造成这个结果了，感染了整个欧洲。大家看到了，他们的每一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这种评价，让我们中国文人感到很难为情，中国文人当中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试图改变整个民族的生态很新的人物。
    我曾经讲过，我提到过两个人，如果梁启超先生遇到电视的时代中国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两个人在我看来也是中国的启蒙主义大师，他比好多作家写一篇文章都重要得多，他们对整个社会都有热情，他们对中国的结构也很有热情，他们希望不断的改变，所以要有效的进行，以生态文化作为翅膀，把我们的书面文化、观念文化逐步的普及，这是一种有效的文化启蒙过程和文化提升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们从生态文化入手，其实是把生态文化的责任强化了，有它作为起点有可能带来我们整个中国实实在在的改变。